义举和异举

向“不可能”的逼仄角落进发，似乎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。但那一隅死角又会否真的坚不可摧？看似天方夜谭，但横亘“义举”和“异举”的鸿沟，结果又将如何？自讨苦吃抑或是柳暗花明？

这句说不准。

诚然如鲁迅这般大家，明知提笔抨击的后果，却仍旧为了国与民的幡然醒悟而不顾个人安危；又好似山猫队中锋埃尔·杰弗森，面对如林的枪手，硬是用汗水落地砸坑般铺就了不断进取的道路；更好比上世纪的共党，日方愈嚣张，而他们便愈发发狠般要搏一搏，斗一斗；再如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钓与嚣张吴富恒的“出版社一游”，霸王项羽震古烁今的破釜沉舟等，都是不可为而为之，都是打一只巨，更都是“又一村”的典范。

相较之下，所谓的“异举”便显得愚蠢，可笑，甚至有些自作聪明。商纣王的殒命可否怨天尤人？自己钻死胡同，深知“得民得天下”之理却与其背道而驰，怪谁？更有英国某跑酷选手，欲飞越十米深渊却坠楼而亡，咎由自取可怨何人？

退一万步讲，“义”与“异”并无本质区别。都是对不可能的挑战。也必须具有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胆识与魄力。而造就两个极端的根源便在于对事物敏锐的判断力和洞察力。尽力而为彰显得便是这般大智与大义。然而谁又曾思忖过，在盖棺定论之前，所谓的“绝处”也会“逢生”？不犹豫地尝试固然有了成功的希望，但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力行的凛然之义和坚定乐观的豁达之义。反之，一意孤行地、不计代价地去履行或尝试看似壮美的目标与挑战，便可说是不自量力的另类举止。当明知要赔了夫人又折兵时，却仍亲力亲为，只充斥着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怪诞想法，这般奇异哪还有“义”可言？飞蛾扑火只给众人留下经久不衰的笑柄，不义而异的言行更是徒增人们的饭后谈资罢了。

在需要挺身而出之时，果敢地尝试必能彰显贤人之义；而在本应趋而避之的关头却迎头而上，自然是极不理智的愚人之异，义异二者从来都是对立但又紧密联系，甚小的念头都能遏制或有所帮助，然而真正能趋义避异者，其思想高度已不言而喻。求义不求异，自古便是人生之大守则。而对于我们，更尤其应该有的放矢地反思与检省。